朱令铊中毒案
2017年，从后台回复的关键词统计，大家最希望我写的前三个案子之一是朱令案。
抱歉，我迟迟没写……拖延的原因之一是，我有点惧怕触碰这类关注度很大、网友情绪激动的案子。如果读者先入为主、主观情绪太强，他们期待读到的就是一篇谴责某凶手、发泄愤怒的文章，而难以接受理性讨论的种种可能性。
这两年几乎在每篇文章后面，都会有催写朱令案的留言。既然答应了，我一直记着这事，现在终于开始了这工作。
我相信朱令的家人也不希望这个案子被人遗忘。
某篇报道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朱明新（朱令母亲）叹道：‘我觉得大家都快撑不下去了。’由于案情始终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在网上关注朱令的人越来越少。朱明新担心又会像前几年时那样，朱令的名字和遭遇再次被人们遗忘。”
重提这个案子，也是希望它能一直被记住。
其次，这个案子的信息很多，虽然网上已经有各种整理版本，但我还是想把案件整理一下，以让一些年轻读者能准确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最后，我希望能和大家一起重新审视这件事。非常多的网友相信孙维就是凶手，但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对我说，他们觉得孙维不像。
我虽然在十几年前也曾花大量时间读这个案子的信息，但我在这次整理资料前并没有任何立场预设。我此刻会从0开始。
暂定为两篇，第一篇是按时间线索进行的对整个案情的回顾；第二篇是对人物关系的解释，以及对孙维嫌疑的详细讨论。
媒体对本案报道的两次高峰是在2006年和2013年，在90年代的报道不多。我基本看全了能找到的所有媒体报道，结合了可以确认身份的相关人士的网络发言，也感谢许多读者提供信息。
朱令的同学中间，孙维和贝志诚两人我用了真名，因为他们的名字已经被太多媒体报道过，用化名反而会引起混淆，但朱令其他的同学都用了化名，以保护其身份。
（字数13，000字）
1994年12月11日晚上，北京音乐厅的一二·九晚会上，朱令独奏了一曲古琴《广陵散》。
2019年，我找到了朱令在25年前演出的这段视频，默默地看完了这个女孩10分钟的演奏。
她身穿白上衣、黑裙、戴眼镜、扎了一个低马尾。对比她其他照片来看，她的身形消瘦了许多。当时她已经被剧烈腹痛折磨了半个月，也已经三天吃不下东西，这消瘦是硬生生饿出来的。
尽管演出时她也在腹痛，却丝毫没有在镜头中表露出来。她从容不迫地走上台，微微一鞠躬，优雅而谦虚。
天知道，当时体内已经中了铊毒的她，是以什么样惊人的意念，完美地完成了10分钟的演出。唯一可以看出端倪的是，她的头顶中央似乎有脱发后的白色头皮，或许因为疼痛，她一直微微含着肩，没有站直身体。
被东方时空节目称为“清华大学最完美女生”的朱令在1994年底和1995年初两次发病送医，后被诊断为铊中毒。虽然保住一条性命，却变得疾病缠身、基本语言能力丧失、双目近乎失明、智力严重受损（仅相当于六七岁）。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一次投毒，两次，还是多次？中毒时间地点范围是什么？什么人可能下毒？
家庭
朱令（真名朱令令），于1973年11月24日，出生在北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她的父亲吴承之是温州人，在上海长大，是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 。她的母亲朱明新，是中国远洋公司高级工程师。1959年，她的父母在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读书时相识。
朱令有一个姐姐随父姓，叫吴今。根据网上一篇回忆录，姐姐因出生时五斤重，故取名吴瑾。由于当年她的小学要求每个学生入学时会写自己的名字，所以父母替她改了一个笔划简单的名字“吴今”。
妹妹的名字也跟着从“朱玲玲”改为“朱令令”，意思是比“今”多一点。但家人朋友通常都称她朱令。
姐妹两人都是学霸，且多才多艺。吴今一路从小学保送到高中。她高考是北京崇文区理科状元，北京市前十名，1987年进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她会跳芭蕾、弹钢琴，少女时期就能和外国人用英语对答如流。
朱令在光明小学的同学王晓丽回忆中，从那时起已经显示出天资聪颖、有创意、自律。
1986年，13岁的朱令从北京光明小学毕业，进入姐姐曾就读的北京市汇文中学。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教会中学，始建于1871年，重视“全人教育”的传统，培养学生的多才多艺，梁思成、邓力群、年维泗、高洪波等都是校友。
1989年，朱令初三那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姐姐吴今坠崖身亡。
1989年4月的一个周末，吴今和同学去野山坡春游。
据朱家亲友回忆：“回学校时分成了两拨儿，一拨人先走，吴今本来是准备后走的，但她突然想起有事情没做完，要先赶回去，就独自追赶先走的那些人，在追赶的过程中不幸坠崖。事后发现该悬崖非常隐蔽不易发现，现在在该景区她坠崖处，还有警示标志。当时吴今出事后，她的同游的同学均以为她随另外一拨人走，到学校后又以为她回家了，直到上课发现她不在，才知道出事了，那时已经距离出事有三天了。事后公安机关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也没有自杀的理由，事情被定性为意外。”
（来源：《我知道的事情：中国de贵族—-朱玲玲为什么叫朱令？》发表于新浪网2006年1月31日）
姐姐的意外身亡，对正读初三的朱令的打击很大。
据后来帮助朱令确诊铊中毒的同学贝志诚所言，他和朱令在初三时那一年同班，一度是前后桌座位。自从姐姐去世后，本来性格活泼的朱令变得有些内向。
1990至1992年间，朱令依然在汇文中学读高中。据《东方时空》一档节目“朱令的12年”所述，贝志诚和朱令在初中、高中都是校友。
大学情况
朱令当年选择报考清华，而不是北大有两种说法：一是她父亲提过，姐姐在北大出的事，所以她回避北大；二是她母亲接受《博客天下》的采访提到，北京小孩不到7岁不让上学，朱令本来读大学时就比外地的同学大一两岁，很难接受1990年代初期北大长达一年的学前军训。
1992年9月，19岁的朱令考取了清华大学化学系的“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 她所在的“物化2班”是清华大学化学系92级唯一的本科班。
物化2班最初共29人，包括两名保送生。
不久有一个女生从数学系转入，一年后又有一个女生从水利系转入，人数达到31人，其中20个男生，11个女生。
自外系转入的两个女生（某红和某梅）仍分别住在6号楼和7号楼的原班宿舍。
最初在物化2班的9个女同学分别住在6号楼的三个女生宿舍。
6号楼114室：朱令（北京）、孙维（北京）、刘庆（化名，陕西宝鸡）、周欣（化名，新疆昌吉蒙古族）。
6号楼116室：刘立、高小红、王彩、徐之（皆为化名）。
6号楼123室：李思思（化名）。
再看看朱令所在的114室的情况。由于孙维和朱令都来自北京，又都出生于1973年，感觉比较亲近，刚开始经常一起玩。更巧合的是，两人父亲都在地震局工作。
（红衣为孙维，蓝衣墨镜为朱令，大约拍于大一旅游期间）
刘庆和周欣出生于1975年。
当时孙维和朱令睡上铺，刘庆和周欣睡下铺。
上铺：孙维
下铺：陕西刘庆
上铺：朱令
下铺：新疆周欣
（也有说下铺的位置对调）
据去过114寝室的朱令母亲朱明新回忆，“两张双层架子床靠着两面墙……朱令在床铺上支起了一个小架子，经常参加文艺表演的她会在架子上摆放各种化妆品，例如一支口红。
图源：朱令铊中毒真相调查报告之一 (朱令律师张捷博客）
这间寝室靠窗的位置摆放着一张桌子，朱令有时会把她的水杯放在桌上；进门右手的长桌上摆放着寝室里4位姐妹使用的洗澡篮；朱令的隐形眼镜小盒则放在进门左手的公用架子的最上方。”
（《朱令和她的三个室友》载于《博客天下》2013年6月5日）
完美女生
神秘的失明
1993 年10月1日，国家开始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在(GA57-93)《极毒物品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58-93《剧毒物品品名表》中，铊盐与氰化物同列A类。
1994年春，一个老师在大二下学期的分析化学课上向物化2班的同学讲述了铊的毒性。
“当时授课的郁老师在讲重金属离子的分析时提到，六十年代清华曾有过一次铊中毒事故。当时有个学生在打扫一个闲置很久的通风柜烟道时吸入了少量铊的氧化物，当晚就死亡了。他当时只是提醒学生在实验室工作时要注意安全保护，并没有讲任何铊中毒的症状，相信他对之也不甚了解。”
（物化2班同学“倾斜的边” 2006年1月14日发表于天涯论坛）
1994年9月，孙维进入童爱军、李隆弟教授的课题组实习。1994到1995年，童爱军李隆弟进行一个项目研究，“一类新的流体室温磷光法——无保护介质流体室温磷光 李隆弟 赵瑜 童爱军 (清华大学化学系北京100084)”，实验的材料里包括铊盐。
课题组成员分别是两名教师（李隆弟和童爱军）、三名女研究生（87级女生陈某、88级女生赵某、89级女生朱某）；两名本科学生：90级男生吴某、孙维。（来源：《羊城晚报》）
也差不多在这时，孙维自称“因为觉得功课紧张”，退出了民乐队，没有再参与民乐队练习。由于她本来在乐队里的存在感就不强，其他人都没留意到她的离开。
1994年10月，朱令曾出现两次短暂的失明。
王一风（化名，朱令班中质疑孙维的同学）向《羊城晚报》记者讲述了一个细节：清华大学1994年9月开学一个月后，朱令的眼睛突然出现暂时性失明，随后几天视力模糊不清，为此朱令曾到校医院做眼科检查，当时未查出原因，后来慢慢好转。隔了一段时间，又同样发作一次；这回引起了朱令的重视，她特意到清华大学指定医院北医三院的眼科做检查，但专业眼科医生仍然没有查明任何原因。
王一风认为，之前的视力变化，现在分析起来很可能是有人在朱令的隐形眼镜消毒液里面下了毒。
报道没有提到，朱令当时除了眼睛失明外，还有没有疼痛、脱发等其他症状。我们只能推测，哪怕有，也是不明显的，不如眼睛失明一事影响她。
一个热爱运动、身体健康的年轻女孩，眼睛两次突然失明和视力模糊是很反常的，很可能有人对她做了什么。
那她为什么没有其他症状？真的在隐形眼镜盒里下毒吗？
方舟子写过，铊中毒之所以会导致失明，是因为铊随血液循环触及视网膜，损伤视神经。但如果是眼球接触铊的话，眼睛受到刺激，会肿胀、疼痛，隐形眼镜还能戴得住吗？
我也去查了一些铊的论文，想看看如果眼睛碰到铊后究竟是什么症状，但这种案例真的很难找，一般都是口服、吸入、皮肤接触。
最后我在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官网上，在铊页面，看到一句话：
EYE EXPOSURE:
Acute eye exposure is unlikely to result in any local or systemic effects other than mild local irritation.
（眼睛急性接触铊后不会造成局部或系统的影响，只是会带来轻微的局部刺激。）
眼睛直接接触铊不会造成这结果。
所以方舟子的这个观点基本是对的，可以排除她的短暂失明是有人给她的隐形眼镜液盒下铊盐。
那么，朱令双目失明是什么引起？
是有人在1994年10月开始给她投了其他种类的毒药？
是有人在10月以前就给她投小剂量的铊毒，造成慢性中毒？
慢性中毒可能导致失明的症状比疼痛更早出现吗？
这些问题先搁置一下，看看更明确的两次铊中毒。
第一次中毒
现在普遍认为朱令第一次铊中毒起反应是在她21岁生日那天。
1994年11月24日是朱令生日。朱令父亲去清华大学找她，一是为了取几张北京音乐厅清华大学“一二·九”演出的门票，二是为了和她吃饭，替她过个生日。
由于朱令接下来还有排练，她便与父亲在学校附近找个餐馆仓促吃了晚饭。
当吴承之拿着菜单点菜时，“朱令就开始了肚子痛”。
（《朱令事件再起波澜》载于《法制早报》2006年1月23日）
这句话如果准确，则说明，她去赴约前并没有肚子疼，疼痛症状第一次出现。
朱令打算与父亲尽快吃完晚饭便赶回乐团，却因为“肚子疼”，“难受”，“什么也吃不下”。
这次疼痛后她去校医院检查，没查出什么。
到了12月5日，她不仅肚子“持续性隐痛伴阵发性绞痛”，还有腹、腰、四肢关节都在痛，同时大量掉头发。（《新民晚报》）
12月8日开始，她因疼痛无法进食，并掉了许多头发，但距离一二·九演出只有三天了，她硬扛了下来。
1994年12月11日，北京音乐厅，朱令作为校民乐团的骨干之一不仅合奏了多个曲目，还独奏了《广陵散》。虽然她已经三天没吃饭，但是她以惊人的毅力、强忍着腹疼完成演出。
在台下观赏演出的母亲是含着眼泪看完的，演出结束后立刻去后台叫朱令回家，但朱令坚持要和同学一起回学校，要为期末考试做准备。当晚她由于疼痛缺席了庆功晚宴。
由此可见，从1994年11月24日第一次肚子剧疼开始，疼痛应当是持续发生且不断加重、扩散的，朱令凭意志一直坚持到12月11日演出，熬了整整18天。
从中可以看出朱令的性格，非常要强，心气高，能忍，顾全大局。
演出一结束，她的意志松懈下来，注意力重新回到自己的感受，于是这疼痛变得不可忍受。
第二天（12月12日），朱令就因为疼得受不了自己回家了。
辗转几家医院后，1994年12月23日，朱令因“腹痛，脱发，关节疼痛待查”为名入住同仁医院消化内科，她当时一头长发已经全部掉光了。（《新闻周刊》2006/1/18）
一个月后，朱令担心学校落下的考试和功课，病情稍有好转，就坚决要求出院。于是，他们在1月23日回家。
到家后疼痛依旧存在，但头发已经长出来了一点，这说明人体自身进入了清除阶段，已慢慢把铊毒排出体外。
第二次中毒
大三下学期开学在即。朱令有一大堆计划要实现。孙维在大三上学期退出了民乐团，而朱令也打算在下学期退出民乐团，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她还想着选修计算机和其他课程，选修清华的双学位，并攻读研究生。
（《朱令和她的三个室友》载于《博客天下》2013年6月5日）
朱令本来年纪就比许多同学大，又被生病耽误了她的计划，她的心情急躁，闹着要回学校。朱母虽然担心，但没有坚持，让她回去上学了。
1995年2月20日（周一）清华大学开学。
1995年2月20日至3月6日，朱令返校后，两个周末回家住，差不多有8天的时间呆在清华校园内。目前认为的朱令二次中毒就发生在这期间。
那么她在这几天内的活动范围到底如何？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时的朱令由于疼痛，大多数时间呆在宿舍的床上看书，补习因住院缺考的几门课。
朱明新几乎每天下班后都会跑到清华看望女儿，给她送中药、送面包。朱令宿舍给朱明新的印象是“挺乱，水杯随便放在桌子上”。 朱令疼得连下床，去床底拿书都很困难。
（《寻找铊毒，朱令的发病与确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3）
但这期间朱令并非除了宿舍楼完全没有外出。
朱令在电话里跟母亲说：“乐队同学要帮我打饭，我不要他们帮忙，我自己打饭。”
此外，她每天去团委办公室（“乐队同学那里”）用电炉热从家里带过来的瓶装中药。
（《清华女生铊中毒事件调查》载于《新民周刊》2006年1月18日）
朱令去系里总共上了三次课：一次实验课、一次准备补考的答疑课以及一次物化课的补考，其他时间都是整日躺在宿舍床上。
（《清华才女朱令铊中毒案真相调查》载于《法制日报》2006年1月26日）
而当时朱令吃的、喝的是什么？
身体虚弱的朱令，每日早饭是母亲带给她的面包和壮骨粉冲剂，午饭和晚饭都是勉强撑起，买饭菜端回宿舍半躺着吃，口渴时喝的是同宿舍人帮忙打的水。清华大学宿舍管理严格，男生不能自由出入。
（《重访10年前清华女生朱令“铊中毒”案》载于《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1月10日）
2005年在孙维的声明发布后，116宿舍的女生高小红（ID：小熊皮埃尔）在2006年1月2日在天涯论坛跟帖说：“朱令94年底第一次发病，寒假之后回学校上学，当时身体看起来在康复中，可以去教室上课，去公共浴室洗澡等等，并非网上传言说的只能在宿舍卧床不起。”
此外，朱令在民乐团的徒弟陈琳，也在1995年开学前的某一天（还在寒假期间）和朱令在清华校园撞见过。可见在2月20日开学前，朱令也去过清华。
当时，“朱令跟她男朋友一起，穿了一件大的羽绒服，带了一顶帽子——可能因为头发都掉光了。陈琳迎面打招呼，问身体好点了吗？朱令回答“好多了”。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朱令。”
（《朱令和她的三个室友》载于《博客天下》）
第二次中毒时间
1995年2月20日开学。
她在学校完整度过的前四天是20、21、22、23。
第一个周五2月24，朱令打车回到家中。她回家时还带着实验报告，但并没有写报告的力气。25（周六）、26（周日）她住在家中，“当时感觉她好像被病折磨得轻了一点，可以自己慢慢走路了。”
1995年2月只有28天。
1995年2月27日（周一）回到学校、28日（周二）、3月1日（周三）朱令在学校。
《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提到，3月2日（周四），朱令“已明显感到身体不适”。我相信这篇的时间写错了。再次一次出现疼痛，应当是3月6日那天，这才符合后来看急诊的时间。
第二个周末3月3日（周五），朱令也回家了。3月4（周六）、5日（周日），朱令在家中，可能在周日晚上返回学校。
多家媒体都提到，3月6日（周一）疑似为第二次中毒起反应时间。
她回到学校没过两天，就给母亲打电话说：“又开始疼了，而且这一次比第一次更厉害。”
（《寻找铊毒，朱令的发病与确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3）
“这次是全身都疼，特别是脚，碰到脚指头她都疼得受不了，连被子都不能盖。”
（《华夏时报》2006）
3月7日下午，朱令不得已回家。
回到家的当天晚上，朱令半夜疼的无法忍受，尤其是两只脚，就叫了救护车，先拉到了北医三院看急诊，因为疼又叫救护车去清华校医院，但因为没病床只能回家。
（《清华朱令被投毒案件始末》、《寻找铊毒，朱令的发病与确诊》、《法制早报》2006）
自此，朱令再也没有恢复健康，而是开始了漫漫求医路。
综上，朱令在校内的时间为2月20（周一）、2月21（周二）、2月22（周三）、2月23（周四）、2月27日（周一）、28日（周二）、3月1日（周三）、3月2日（周四）这8天。加上3月3日可能上午才离开学校，3月5日可能晚上已经回到宿舍，都有半天在学校。
而此前提到，在这八天中，她的大部分时间在宿舍床上度过，喝的是宿舍女生帮忙打的水，吃的是父母拿来的面包和自己去学校打的饭。她每天除了出门打饭，还去乐队同学那里加热中药。
如果真的如专家认为的有两次投毒的话，第一次她的活动范围大、且时间久远无法追踪，第二次中毒她的活动范围和时间范围明显小很多。
如果是一次性大剂量投毒的话，她在3月3日上午和3月5日晚上被人投毒的可能性比较高。从我读的那些论文看，大剂量投毒的话，潜伏期不会很长，腹痛症状应当很快出现。
但如果是多次、少量投毒；或者一次投毒，多次接触的话，就说不准了。
就诊
1995年3月8日白天，疼痛难忍的朱令前往协和医院神经内科急诊科就医，急诊医生推荐了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当天朱令回家服药，病症不见缓解。
1995年3月9日，朱令父母带她挂李舜伟的专家号。李舜伟告诉朱明新，朱令的症状“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了”，写下：高度怀疑是轻金属中毒，如铊、铍等，请劳卫所张寿林所长、丁茂柏等教授会诊”。（《新民周刊》）
张寿林当时觉得可能是铊中毒，但病程又不像，因为一般急性铊中毒会短时间爆发，不太可能会从1994年11月持续到现在才变严重，当然他们没有考虑到是持续中毒。他当时提议请朝阳医院查铊含量。
同时清华大学出具证明，朱令在实验中没有接触过铊盐，并表示化学毒品管理严格。
1995年3月11日左右，再看急诊，说话颠三倒四，神志不清。
1995年3月13日，头晕，视物旋转，模糊。
1995年3月14日，双眼不自主上翻。
1995年3月15日，正式入住协和医院时，剧烈疼痛，曾经长出来的头发再次掉光。
1995年3月22日，“朱令吃东西开始呛。这期间，朱令发病一直得不到有力救治，开始出现了神志模糊、对答不切题等反应，又伴有严重的腹痛和脱发症状。”
1995年3月23日，朱令接受气管切开手术，并做了气胸手术。
1995年3月24日，协和医院在查不出病因的情况下，对朱令采用血浆置换疗法，前后8次，每次均在1000cc以上的换血量。换血对于维持她的生命还是起到作用的，只是令她感染了丙肝。
1995年3月25日，朱令出现吸氧不稳定，幸好守护在侧的父亲及时发现，才避免了一次危情。
1995年3月26日，转入重症监护室，接上呼吸机，当时是按急性散播性脑脊椎炎治疗。
两天以后，朱令陷入长达数个月的深度昏迷症状。
在住院期间，她被要求各种检查，从肾穿刺、脑活组织检查，有些损伤太大，被家属拒绝。但是却一直没有进行金属检测，只是检查过砷中毒，被排除。（《三联生活周刊》2001）
1995年3月底，朱令宿舍的一个女同学给吴承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朱令剩下的面包，我们几个分了吃了。”
“很明显，有人在销毁证据，”吴承之向记者回忆这个细节时强调。
(来源：《法制周报》2006年1月26日)
目前未查明到底是谁打的电话，是孙维、刘庆、周欣之一，或是其他女生冒名室友？
这个电话可以有两种理解。
第一种理解：如果凶手销毁证据，为什么特意通知朱家呢？当时并未查明病因，也无人怀疑是投毒，凶手可以偷偷扔掉面包，事后若有人问起，就说过期或者发霉了即可，为什么还要特意通知一声？所以，不管吃没吃，或许这个打电话的室友只是出于善意，想告诉朱令父母这个面包的结局，算作对他们的安慰：它的归宿不是垃圾桶。
第二种理解：打电话就是凶手，她事先在做铺垫。虽然面包被扔了，但她特意强调大家“分吃”，是为了日后误导大家面包没毒。
1995年4月3日，协和医院举行第一次院外会诊。当时也有专家怀疑中毒，但还是因为第一无接触史（清华此前出具证明），第二进程不像，而排除。
（《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
网络远程诊断
这时，贝志诚出场了。他和朱令在初三时坐前后桌，当时在北京大学的力学系读书。照他自己的说法，两人在毕业后联系很少，只偶然碰见过一次。
一、“印象中在她出事前，我只在去清华找朋友玩的时候在路上碰到她一次寒暄了几句”。
二、“大学后完全没见过面，所以朱令第一次中毒也没有去看望过”。
1995年4月初的一个周末，贝志诚从中学同学那里听说朱令的病情，甚至听说可能是“最后一面”了，便相约一起去看望住在ICU的朱令。
他看到那个昔日优秀健康的女孩几乎裸体躺在床上，光头，身上插满各种管子……他很害怕，也很受震动，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
他想到自己有个同学可以接触网络，或许可以把朱令的病情发给全世界医生诊断，便从朱令母亲处得到一份病历书复印件。
1995年4月10日，贝志诚找到能用UNIX上网的同学蔡全清，请他描述朱令病情，在互联网上发电子邮件向全世界的专家求助。
信发出后，很快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回复邮件。
1995年4月10日，前美国海军医生、生物测定学和预防医学助理教授Dr. Steve Cunnion 回信，他是最早诊断为“铊中毒”的专家。
同宿舍一同学编写了一个软件，利用关键词对邮件分类。后发现10天内收到18个国家的专家回信1635封，约30%认定是铊中毒。
（《南方周末》1995年6月9日）
1995年4月25日，朱令的男友黄成德等人从贝志诚那里取回信件，逐一阅读，后写了一封书面报告，提及211封邮件认为：朱令是铊中毒。
1995年4月27日，朱令父母找到了可以检测铊的北京职业病防治所的陈震阳。其实早在1995年4月5日，陈震阳的夫人崔教授就在报纸上看到朱令的怪病，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女孩是铊中毒。她立即找到了朱令的会诊医生，告诉他们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但是，医生告诉她，协和医院已经排除了这个可能，因为协和问过清华，清华非常肯定地说，清华化学系没有铊。既然没有铊，日常生活中人们又接触不到这个东西，就不可能是铊中毒。”
1995年4月28日，朱令父母搜集了皮肤、指甲、此前脱落的长发、血、尿、脑脊髓等样本，送到陈震阳的实验室。
当陈震阳先生看到频谱仪打到尽头时，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的体内会有这么多铊? 绝对在1个致死量以上!
（《女友》1995年）
(图表来自陈震阳教授的论文《罕见的1例严重铊中毒情况介绍》）
朱令的各项铊指标都超出正常范围千百倍。陈震阳判断，这么大的量不可能是误服或者接触，这不是自杀，就是谋杀。由于铊中毒过程极度痛苦、漫长，不可能有人采用这种方式自杀，因此一定是他人投毒。
得到这个信息后，朱令父母当晚就通过朱令舅妈找到时任清华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主管学生工作的薛芳渝教授，提出报案的要求。
薛芳渝教授当即请示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贺美英和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请示后薛芳渝立即打电话向兼任清华大学派出所副所长的保卫处长报案。
(《新民周刊》2006年1月18日)
1995年4月29日晨，朱令的舅妈又与薛芳渝教授联系，要求立即迁出同宿舍的同学以保护现场，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进一步化验。
(《新民周刊》2006年1月18日)
1995年5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14处和清华大学派出所受命立案。
在使用解药普鲁士蓝化学剂进行排毒后，一个月后，朱令体内的毒含量基本排除，中毒症状消失。但由于诊断花了太多时间（从住院到确诊花了50天），造成了不可逆的巨大损害：神经系统完全摧毁，终身瘫痪，智力衰退，双目接近失明等严重后遗症。
讽刺的是，朱家后来收到的治疗费账单高达50多万元，但最后真正有用的解药只需4元一支。
两起失窃案
1995年4月28日，朱令“铊中毒”的检验结果出来后，朱令父母就通过校方向清华派出所报了案，但由于宿舍内还住了人，校方并未封存宿舍。
理由是：“薛方渝说，不好安排，马上要校庆了，而且他们班女生也安排了五一旅游，不在宿舍，所以，不必封锁现场。”
（朱令舅妈采访）
在4月28日至5月7日立案之间这几天，朱令的宿舍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可能就是发生在五一期间。失窃案的报案人是周欣。
宿舍里丢失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当时钱洒了一地，有同学夹在书本里的钱也没丢，唯独少了很多个人用品。
最早的报道是1998年6月《中国律师》：“宿舍未被封存。几天后，一起蹊跷的‘失窃案’便在其宿舍发生，朱令的水杯、中药瓶莫名其妙地丢失了。”
“据当时勘察现场的民警跟我们说，钱撒了一地，其他同学的东西都没丢，唯一不见的是朱令曾经用过的一些洗漱用品。”“朱令用过的不锈钢杯子也被扔到了床下，我们怀疑凶手在消灭投毒证据。”
(《新闻晨报》2006年1月11日)
薛方渝告诉朱令舅妈，孙维后来在打扫卫生时，在她自己的床底下找到了一个不锈钢杯子，“好像是掉床底下去了”。
（朱令舅妈采访）
“清华大学一位老师事后告诉吴承之，朱令宿舍其他同学的东西都没丢，唯一缺少了朱令的洗漱用品，还有一个不锈钢杯子滚落在床铺下。”
（《法制早报》2006年1月23日报道《朱令事件再起波澜》，不过这篇中还有其他错误，譬如把孙维被审讯8小时写成发生在1998年8月）
被确认为朱令同学（网络ID：倾斜的边）曾提到：“当时的情况，由于从朱令中毒到公安立案侦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等到警方来整理朱令的物品时，发现少了一些东西，主要是化妆品。”
以上这些信息基本是一致的，化妆品和洗漱用品的交集，我个人判断那次丢失的可能是朱令用的面霜、洗面奶、沐浴液一类东西。
不确定98年提到的中药瓶到底有没有丢失。
仅从这次丢失，是无法判断到底是宿舍人所为，还是外来人所为。
此后，公安部门将这些物品封箱后存在化学系办公室，并给了朱家一份物品清单。
但到了1998年12月，朱明新为朱令办理退学手续时，“发现朱令的相机、蜂蜜、咖啡等不见了。”
化学系对此的解释是“系里搬了几次家，也许是装修工人偷的”，并主动赔偿朱家3000元。“由于清华主动赔偿，态度很好，朱家就一直未将此事公开。
（《清华才女铊中毒新现四大疑点》载于《青年周末》2006年4月13日）
我认为第二次偷窃的内容意义不大。因为1995年5月已经明确是有人投铊毒，在朝这个方向侦查，第一次失窃后未被偷走的东西应当早已经经过化验。所以对寻找凶手有意义的，是第一次失窃案中缺少的东西。
第二次偷窃可能真的如清华大学所解释，是有工人占小便宜顺走了一些可吃可用的东西。
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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